【专家之眼】民族团结促进法的涉台意涵

自北京公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》（以下简称团促法）以来，引发各方关注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部处理民族团结、民族平等与民族地区发展的法律；但若从其章节设计、核心语汇与涉台条文观察，这部法律的意义，显然是将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」从政治口号、政策纲领，进一步推进为制度化、法律化的国家治理框架。

这部法律最值得注意之处，在于它具有明显的纲领性与准宪法性。一般部门法多由「总则」开始，但此法特别设置「序言」，透过历史叙事说明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，并将民族团结、国家统一、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连结起来。换言之，这不只是技术性法律，而是一部带有强烈政治宣示与意识形态导向的法律文本。

其核心命题是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」。这一概念并非突然出现，而是近年中国民族政策逐步发展的结果。自2014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后，逐渐透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，代表中国的民族政策已从过去较强调「民族平等」与「民族区域自治」，逐渐转向「多元一体」与「共同体意识」的塑造。

从内容来看，此法共有序言、七章、65条，从总则到教育宣传、交流交融、共同发展、保障监督，再到法律责任，形成一条完整的治理链条。其制度工具涵盖教育、文化、媒体、网路、AI、家庭家教、社会组织与基层治理。也就是说，共同体意识不只是由政府宣传，而是被推入学校教材、媒体、网路、家庭教育、社区活动与社会组织之中，成为日常治理的一部分。

这也正是「团促法」最重要的法理变化：法律不再只是保障权利、规范权力与处理争议的工具，也成为国家整合、身份塑造与治理动员的制度载体。该法意在强化国家凝聚力、降低族群冲突、推动民族地区发展与共同繁荣，同时亦可转向政治动员，其效力不可小觑。

对台湾而言，最敏感的是第21条与第63条。前者明文涉及港澳台同胞与海外侨胞，其中对台部分强调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、深化融合发展、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、认同感与荣誉感。这表示北京已将涉台融合发展纳入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」的框架，不再只是一般交流政策，同时也具有身份认同与民族叙事的功能。

较具争议的是第63条。该条规定，「境外组织和个人若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、制造民族分裂行为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」问题不只在于「境外」二字，更在于何谓「破坏民族团结」、何谓「制造民族分裂」，若缺乏明确构成要件与程序救济，便可能产生扩张解释的空间，而最后的定夺在北京。

此外，本法还与其他涉台或国安法律形成一张法律网络。例如，「团促法」第10条涉及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、主权安全；第31条与第61条涉及网路、大数据、AI与平台责任；第33条则要求经济社会政策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、反对分裂与凝聚人心；第44条把大陆全国台联等群团组织纳入共同体工作；第48条与第52条又将军队、国家安全与民族领域风险防范连结起来。这些条文共同显示，民族问题已被纳入国家安全、社会治理与涉台政策的整体架构。

若与《反分裂国家法》相比，两者虽都涉及台湾，但性质有所不同。「反分法」直接针对台湾问题，设定台独红线与非和平手段的法律基础，属于硬法威慑；「团促法」则不以危机处理为主，而是将反分裂思维前置到日常认同治理之中，偏向长期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。前者处理的是主权红线，后者处理的是身份塑造。

若再与《国家安全法》、《爱国主义教育法》一起观察，可以看到北京涉台法律论述的逐步扩张。《国安法》提供总体安全框架，涵盖主权、统一、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；《爱国主义教育法》建立教育动员框架，港澳台同胞也被纳入爱国教育对象；而「团促法」则进一步把民族认同、反分裂、融合发展与法律责任连结起来。因而可见，这是从「防独」到「安全」，再到「教育」与「共同体」的连结叙事，相关涉台法律框架，已从主权红线扩展到文化认同与社会治理层面。

因此，「团促法」不宜被简化为一般民族政策法。它更像是一部国家建构法，目的在于把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政治口号推进到制度化法律治理，并透过教育、文化、网路、社会治理与法律责任，形成一套完整的认同工程。

台湾面对这部法律，既不应低估其涉台意涵，也不必陷入情绪化反应。理性因应的重点，不是否认中华文化与两岸历史的复杂性，而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下，重新诠释文化、身分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。真正的挑战在于，如何在承认历史文化连结的同时，维护台湾社会的自由选择、民主制度与多元认同。

对于大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，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示警对民众有风险。记者廖士锋／摄影

本文转自：TNT时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