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1959年到1961年,由于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,中国经济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困难局面,被称为“三年大困难时期”。在严岭的现实而前,从上到下都有不少官员以及有识之士对现行政策进行了深入反思,提出了许多调整政策、克服困难局面的看法和主张。其实,许多基层干部甚至农民,也对现行政策产生了严重怀疑,并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和建议。他们处于最基层,是社会的神经末梢,对现实的感受是最敏锐最直接的,对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感受最深切的,因而他们的愿望是最需要倾听的,他们提出的建议也往往是最切实可行的。解散公共食堂以及把核算单位划到生事小队,就是高层到基层调查,直接听到农民的呼声后做出的重大政策调整。而正是这种调整,解决了当时广大农村最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,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,使生产和生活秩序开始稳定下来,使农村经济乃至整个经济都开始得到复苏。
农民往往只会以一种朴素的语言提出一些朴素的愿望和建议,而陕西户县有一个叫杨伟名的农民却在1962年写下了一篇近万言的长文,上书有关部门。在这篇题为《当前形势怀感》的文章中,他发人深醒地指出了当时困难的严重程度、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以及走出这种困难的思路。他的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大胆,十分具有突破性的,有的直至今天仍然不失其意义。而他却只是一个农民!
杨伟名出生于1922年,因为家境贫困,只上过三年私塾。1940年被国民党军队拉壮丁当了三年兵。1949年2月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5月户县解放,他担任一个乡的副乡长。这年冬天,组织调他去干部学校学习。因为家中缺少劳动力,他未去干校报到,自行离职脱党回到家里。这在以纪律严明著称的中共干部队伍里也算一个异数,可见他向来不是一个只有党性而失去自我的人。1957年又重新申请入党,担任一个大队的文书兼会计,把自己的业务工作做得很出色,同时还十分关心国家大事,关注国家实行的政策尤其是在农村实行的政策。而在家里他却当一个甩手掌柜,据他的儿子回忆,他是一个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人。
1962年5月10日,他和生产大队的另外两个干部联名发出了这份由他执笔的上书,很快就受到各方的肯定,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但在同年举行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,毛泽东却两次点名批评了户县三个党员的这封来信。8月6日,针对信中“一叶知秋,异地皆然”这句话,他说:“一叶知秋,也可以知冬,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。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,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,他们讲单干希望。”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、省长赵伯平一直认为“包产到户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”,因而对毛泽东的批评始终没有表态。见陕西省领导没有起来响应,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次讲话中再次进行发难:“对户县三个党员来信回答了没有?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。” 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话了,陕西当局也只好行动起来,不能再对这三个党员进行保护了。10月,结合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,省地委的有关领导先后四次找这三个党员谈话,指出来信的“错误观点”。紧接着,中共陕西省委将《三个共产党员来信》定性为“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”,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批判。杨伟名被迫做出检查,但仍然坚持认为:“说我提的‘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,我是不能同意的。”面对大批判的泰山压顶之势,他没有轻易屈服,显示出了他身上的铮铮铁骨。
遭到批判后他被撤销了所有职务,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,默默无闻地过着自己的日子。这倒也使他免遭各种政治风暴的袭击,包括文革初期都能在安然中度过。但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,有一个叫刘景华的大学生却不期然走进他的世界,从而改变了他的命运。比他几乎小20岁的刘景华当时是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,也是“西安地区大专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”下属的“刘澜涛专案调查团”成员。他看到《当前形势怀感》一文后,思想上深受触动,很想认识杨伟名这个传奇人物。1967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,他慕名前来拜访。两人一见如故,一直谈到了天亮。他们很快视对方为知己,在随后的几个月里,通过书信坦诚地交流各自的思想以及对时局的看法。“中共中央文件,开头要印上‘毛主席已圈阅’,是毛主席大,还是中共中央大?”“一个党没有章法,这个党怎么样领导它的成员?还怎么能够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?”“毛泽东也是人,他也是农民出身。”刘景华愈来为杨伟名大胆的思想所感染,终于挺身而出贴出了大字报,表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。他很快就被打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。抄家时有人发现了杨伟名的“反动信件”,也顺藤摸瓜查到了他头上。1968年5月,户县城内开始贴满揭批 “杨、刘反革命集团”的大字报,《当前形势怀感》作为“黑材料”再次在社会上广为散发,让更多人看到了这篇文章。杨伟名连续几天遭到批斗,受到了非人的凌辱。在此期间,他听到了刘景华被判死刑的传言,料到自己也不会落个好下场。5月5日,他受完批斗后神情黯然地回到家中,夜里与妻子双双服毒自尽。
虽然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,却喜欢读书看报,喜欢思考一些社会问题,把一个读过师范的邻居的课本都借来读了,每天都去一个邮递员那里读当天的报纸。因此,他虽是一个农民,却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,他的文化底子并不薄,平时也积累起了相当的学养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。他对社会有一份强烈的责任感,在大跃进运动中,当看到错误的政策给生产事业以及群众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后,感到无法再保持沉默,必须大胆说出自己的一些看法。他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,深知普通百姓的疾苦,因而能够从常识和经验出发,而不像许多人那样从流行的意识形态和教条出发,去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,因而总是能够切中时弊,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。
在《当前形势怀感》这篇文章中,他以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,直言当时我们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。“就农村而言,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,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,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,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,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,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。”要解决问题首先得直面问题,即使问题有多么严重。只有把问题摸清了,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,才会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,也才能找到正确的办法,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。
对于造成当时严峻形势的原因,他认为:“首先改造的面过广,把还不适于‘改造’的中、小型工商业都统统改造了。这样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,新的生产关系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迟迟不能形成(或是形成了而生产效率反不如从前),从而出现工、农业脱节现象。农业生产迟迟不前,不能给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,关于第二个问题属‘外在’问题,第一个问题则是‘工商业改造’本身问题。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看,除了较大的私人工商业可以采取改造的步骤外,一般中、小型工商业,只宜采取‘节制’的方法(按即孙中山先生的‘节制资本’),节制其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,仅取其合法利润,这与‘恢复单干’一节中土地到户,权归集体,既能促进生产,又可堵塞阶级两极分化是一样的。”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,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,允许人们单干,从而才能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,才能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,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。他还提到了自愿原则的重要性。他的一些具体主张也许会过时,但这个原则却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。是否加入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尊重人们的意愿,即使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了,他也还有坚持单干的自由。同时,加入以后还要允许退出,这些都是人们的正常权利。只有这样,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才会真正符合人们的需求,才能真正调动起人们的积板性。强迫接受的东西总是不会受到欢迎的,也无法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,因而是不会有效率和生命力可言的。
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思想。他认为,从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,要在这短短几年内,把一个六亿人口的落后的农业国家,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,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“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,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,又需要二三十年,由此看来,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,违犯了客观规律。”这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,但他却那么早就提出来了,可谓先知先觉,不但比起广大农民是一种远见卓识,就是比起许多大人物也是不遑多让的。
更为难得的是,他还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思想。1958年后我们实行激进的极左政策,大割资本主义尾巴,把自由市场统统取缔了。这样就造成了物资的严重紧缺,人们的生活需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满足,地下黑市和投机倒把就盛行起来,托关系走后门以弄到紧缺物资的现象就多起来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他认为采取取缔自由市场的办法只会适当其反,而应该采取放开市场的办法。“这样以来,黑市不存在了,走后门的路彻底根断了,投机倒把的事情随着相应减少,以致消失。至于因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参差,而进行贩卖从中渔利者,我们应从积极方面把它看成是促进物资交流的正当行为,不能与走后门式的投机倒把相提并论。”
当时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,必然会给正常的经济活动带来许多障碍,陷入所谓的“繁琐的哲学”,极大地降低了经济效率。而如果采取放开市场,由市场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办法,这些问题就将迎刃而解。他举了供销部门收购鸡蛋的例子,认为“门市部如果用自由市场或稍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收购鸡蛋,不但手续简便,而且收购率将会数倍提高。如果认为高价赔本,何不高售、高购?……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,其好处还不仅止此而已,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则,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。而所出售的东西,又会为最需要者购之。”这种理念与现代经济理论惊人地吻合,而道出这种理念的却是这样一个始终生活于关中农村地区,从未接触过现代经济学原理的人,实在令人赞叹,也生动地诠释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。
他的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思想。顾准1957年发表了《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》一文,提出了通过商品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经济运行的思想,被认为是“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”。但他很快就被打入了冷宫,他的这一思想在社会上乃至在学术界并未产生多大影响。杨伟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,想必当时并未接触到学术界,并未看到顾准的著作,他的这一思想并非受到顾准的启发,而是基于自己对实践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认识,只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。
经济与政治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,经济问题的解决还需要联系到政治问题上来。因此,他在文中也谈到了政治上的民主集中制问题。“听到有些人说,我们是民主的,也是集中的。又有人说,我们不能光讲民主,民主还有个集中制呢!从字面上讲,他们倒像没有说错,但从他们对民主集中制的真正领会程序方面去了解,就会觉得他们的认识是很错误的,他们把民主与集中两个概念对立起来看待……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,就人民民主而言,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。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,体现出真正的民主,因之民主与集中,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,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!”只有建立起完善的民主集中制,才能真正做到“下情上达,上令下行”,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才能顺畅地反映到为政者那里,他们才能倾听群众的呼声,顺应民情民意,做出正确的决策,这样的决策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配合,从而得到有效的执行。必须将民主与集中有机地统一起来,而不能机械地割裂开来,认为一部分实行民主,一部分实行集中,或者先民主,后集中,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异化了民中集中制,既不民主,也不集中。
他在最后部分提到,两三年来他先后提出书面建议多次,有的是关于国家政策的建议,有的是向上面反映情况。向各级党委发送31份,“园(圆)满作复者五,泛泛回复者六,余皆挂号回执而已”。“对此虽然遗憾,然一转念间,亦不甚介意,而最可令人深思者,信之不复,封群众建议之口,复之潦草,冷人民热爱集体之心,何言密切党群关系,对此之作岂可得乎!又次,气可鼓而不可泄。实泄也,非鼓也!按调查研究,旨在材料汇集,借作政策研究之依据,今材料送上门来,而又漠漠然置若罔闻,忙乎?重视不够乎?”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听取民意,问计于民的重要性,这不仅是要从群众那里汲取智慧,还是取得人心所必需的。
1979年4月,中共户县县委为杨伟名平反昭雪。新编的《户县志》以及《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》,都收入他的这篇《当前形势怀感》。为弘扬他实事求是、坚持真理的精神,2002年户县成立了“杨伟名思想研究会”,编印了《杨伟名文存》,并于2004年在国内公开出版。2002年7月,户县图书馆更名为“杨伟名图书馆”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到他的著作,认识到他的价值,他的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,他因此被誉为“农民先觉者”和“民间顾准”。
关中地区向来被认为是相对比较封闭和保守的地方,但恰恰是在这样的地方,诞生了杨伟名这样一个思想十分超前的农民思想家,而不是在别的地方,包括商品经济历来十分发达的江浙地区,以及毗邻港澳的广东地区,这种现象也是耐人寻味的。由此可见,人类的大道会通行于任何一个地方,只要从常识和实践从发,尊重人性和人的自由权利,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,就都会得出这样的认识。杨伟名这样的人是必然会出现的,但出现在哪里,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。
2023年9月27日写就
2026年11月20至21日重写
北京之春 本文转自:TNT时报 网址:www.tnttimes.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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